早在1946年8月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在这位女记者的眼中，毛泽东是那样的与众不同：毛泽东身材魁梧，毫不拘束，举止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缓慢、有力而从容。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就变得生动幽默了。在乱蓬蓬的浓密黑发下，发达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活跃，富于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一种高深而又具有灵活性的理智支配着他，使他生气勃勃。
就在与这位外国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讲出了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独特见解。
毛泽东身穿普通的深蓝色布制服装，不慌不忙地用两个大茶杯分别代表美国和苏联，以白色小酒杯、火柴盒、香烟等小物品代表广大中小国家，形象地阐明了他经过长期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美国在二战后的确有强大的一面：美国在太平洋上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大得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
美国企图把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美国同时拥有原子弹这种大规模屠杀武器。如此种种，不承认美国的强大的确没有道理。但是，毛泽东肯定地作出论断：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利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对“纸老虎”这个词特别感兴趣，他特意停下来，问斯特朗是否领会了它的确切涵义。陆定一最初把它翻译为稻草人，毛泽东要斯特朗解释稻草人的意思，斯特朗说稻草人是农民用来竖到地里吓唬乌鸦的东西。
毛泽东觉得使用稻草人一词不好，并说明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的死东西。纸老虎所吓唬的是孩子而不是乌鸦，人们把它做得活像一只只危险的猛兽，但实际上是用纸做的，一遇潮就软了。
毛泽东用带着浓重湖南腔调的英语强调是“PaperTigar”。毛泽东说完，对自己的英语发音笑了起来，于是纸老虎便成了毛泽东最喜欢的一句英语，成为一句世界性名言。毛泽东振振有辞地宣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斯特朗为毛泽东的冲天胆识、卓越见解所倾倒，看到只有一些旧武器、穿着带补丁衣服的毛泽东，竟敢以不屑一顾的气概迎接美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的挑战，这需要有多么超凡的胆识和气概！斯特朗称毛泽东是二战后，第一个对美国这个世界霸主表示蔑视的人。
1947年12月底，毛泽东开始使用“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概念，发展了两大阵营的理论。他指出，奴役全世界的野心，使美帝国主义制定了称霸全世界的计划，像野兽一样，向欧亚两洲和世界各地扩张，美国集合各国的反动势力和被人民唾弃的社会渣滓，组成帝国主义和反民主阵营，反对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就使当今世界出现了两大阵营的斗争。
毛泽东主张从两个阵营的相互关系和大环境中，分析中美关系。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不仅具有独立解放的性质，而且具有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抗的性质，中国人民的斗争在反帝国主义阵营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改变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给帝国主义阵营以沉重打击。
毛泽东两个阵营划分的理论，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来的，是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理论的具体化，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根据。
毛泽东在反驳二战后有人大肆宣扬的“美苏必战”的论调时，认为这种看法是荒谬的，美国现在还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这是因为在美国与苏联之间还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他深入分析道：“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毛泽东宣称，广大中间地带国家的人民斗争，对于世界形势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美苏之间是否爆发战争并从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不完全取决于它们之间各自的意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地带的人民革命斗争。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向前发展，是美国同苏联达成某种妥协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针对美国称霸全球战略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两大阵营和中间地带的理论，是毛泽东对战后国际形势作出的科学分析，也是他对美国全球战略认识的深化，这一理论构成了新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既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土壤之中，对中国国情有着科学的分析，对世界形势和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有着深刻而科学的分析。他深知，旧中国是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的控制，才能真正获得独立。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辛亥革命不彻底和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革命胜利后，希望很快得到外国的承认，把一切旧的外交条约全部继承下来，因而没有改变国家关系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新中国外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地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由此可见，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迫使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采取“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把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割断，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不同不平等的旧的外交传统发生任何联系，把一切驻在旧中国的各国外交官员都当作普通侨民看待，不承认他们的外交官资格。当然，“另起炉灶”也是具体历史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曾花费了巨大精力同美国进行交涉。
马歇尔看到他在中国调停失败的命运已定，就开始寻求脱身之计，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推荐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杜鲁门也完全赞成。但是，马歇尔又听取另一种意见，认为魏德迈办事僵硬，在外交手腕方面缺乏灵活性，于是他便把目光转向他的另一个重要助手司徒雷登。
马歇尔认为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美国需要在政治上有能够被更多方面接受的人物，来调停复杂的中国各方面关系。按照这样一种设想，司徒雷登就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了。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在美国度过了青年时代，1904年结婚后即来中国传教，1908年应聘中国金陵神学院新约希腊文教授，1919年为燕京大学校长，1929年转任校务长。日本侵华期间曾坐过日本侵略者的监狱，在这一点上颇得中国人的好感。在重庆谈判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曾有过交往。他的一些学生在中共党政机关身居要职，这使他有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特殊资本。
司徒雷登自己也颇为自负地对马歇尔说：“中国人知道，我爱他们的国家，关心他们的国计民生。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对实行广泛的合作与和平解决他们的内部冲突这一点，我所采取的开明态度和所抱的信念，他们也是了解的，我由此也就取得了他们的极大信任。”
马歇尔认为这是其他美国人没有的条件，因而便向杜鲁门提出由司徒雷登取代魏德迈的建议。杜鲁门也觉得司徒雷登在中国关系多，可谓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容易得到中共的承认，便于在国共间调停，因此就在1946年6月任命司徒雷登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
那时，可以说，毛泽东与司徒雷登都有寻求相互接触以打开双方新关系的主观愿望，两人都互闻对方的大名，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使他们的关系变得极为复杂。
司徒雷登以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自诩，极力搜集有关毛泽东和中共的情报。
司徒雷登对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极感兴趣，从情报角度反复研究，给美国国务院写出一份洋洋洒洒的专题报告。
司徒雷登认为经一年多的中国内战，蒋介石的军队“毫无斗志，贪污腐化，臃肿无能”，不堪一击，看来单纯从军事上不能战胜中共。于是，他就开始玩弄手腕，导演他的第一场“和谈活剧”。1947年1月16日，蒋介石通知中共驻南京发言人王炳南，将派张治中来延安谈判和平问题。
正在指挥解放军粉碎蒋介石猖狂进攻的毛泽东，对此一笑置之，他先命中共发言人发表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1946年1月马歇尔与蒋介石的代表张群亲手签字的停战协定，可以被蒋介石随便撕毁，而现在一个美国人介绍一个姓张的来开所谓的“和谈”，试问有何办法证明不是欺骗？
接着，毛泽东又指示《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质问由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再加上一个同样毫无信义的美国“调人”来导演和平，这岂不是活见鬼！
在通过有关媒体对美蒋给予一针见血的揭露之后，毛泽东出面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的“和谈”就是要“现地停战”，让被解放军打得狼狈不堪的国民党军队得到休整时间，腾出手来巩固统治区，补充军队，“改组政府”，抓紧时间取得美国政府5亿美元或更多的借款或军事援助，再回过头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殷鉴不远”，就在去年，我们一定不要上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当。
一年后，解放战争形势变得对蒋介石更加不利，司徒雷登又开始导演他的第二场“和谈活剧”。1948年7月16日，司徒雷登造访蒋介石，主张与获取有利地位的共产党签订协议，谋取“和平”，但由于蒋介石借故推托和美国政府的反对而胎死腹中。
到1948年底，蒋介石看实在打不下去了，只得主动找司徒雷登，请司徒雷登帮助再次上演和谈“大戏”。司徒雷登考虑到，毛泽东已失去对美国的信任，情急之下，他又绞尽脑汁地想出由美苏英法四国出面调停的新招术。
司徒雷登先让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的文告，美国暗地里鼓动一些中国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四处活动，到处发表谈话，撰写文章，为蒋介石的求和文告推波助澜，劝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立刻把解放战争停下来，接受蒋介石的求和条件，切不可“除恶务尽”。
针对美蒋的和谈阴谋，中共的对策就是对于帝国主义的一切传统外交关系“不予承认”。
把“不承认”作为一项主要的外交政策，是在1949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他们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但政策不乱，侨民要保护。将来要通商，可以考虑，但亦不忙。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说，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总的观念是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该有这样的气概。他指出，在外交上应注意三个区别：新民主主义阵线与帝国主义阵线的划分，帝国主义与人民的区别，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要加以利用。要宣传帝国主义不足畏惧，要认识能够自力更生，但并不拒绝外援。在对各项具体政策作出说明时，周恩来说，总的精神是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以对我有利为主，坚决禁止帝国主义分子的一切非法活动。我们现在已摆脱了锁链，家底很大，有些事他非找我不可，我们不必急。现在经验少，将来摸出一套办法来。会后，由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全面反映了这次发言精神。
明确宣布新中国将联合苏联，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是建国前夕我国采取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过去我们与苏联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现在要从国家关系的角度加以考虑，这是很不同的。毛泽东对中苏关系极其重视，把它置于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首位。1949年1月底，斯大林委托苏共中央委员米高扬来华了解中国革命形势，这使毛泽东有机会直接向苏联领导人全面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和我们党的内政外交政策。这次会谈对以后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就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及美国的工人，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也能胜利。东方的空气较薄弱，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在非党人士中，也要说明此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4月3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第一次公开点明了苏联是新中国的盟友。此后，毛泽东又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著名的“一边倒”。不过，他所说的并不是倒向某个具体国家，而是“倒向社会主义”。所谓“一边倒”，就是中国决定站在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这一方针，体现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在新中国建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高度的灵活性。4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严正宣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这个外交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的直接结果。对于这一经验，毛泽东在194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很快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邓小平1949年7月19日致华东局诸同志的一封信中，对毛泽东制定的“一边倒”外交方针及其精辟论述有深刻的理解，邓小平说：“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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